取之以仁义,守之以仁义者,周也。
取之以诈力,守之以诈力者,秦也。
以秦之所以取取之,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,汉也。
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,此孔明之所以失也。
曹操因衰乘危,得逞其奸,孔明耻之,欲信大义于天下。
当此时,曹公威震四海,东据许、兖,南牧荆、豫,孔明之恃以胜之者,独以其区区之忠信,有以激天下之心耳。
夫天下廉隅节概慷慨死义之士,固非心服曹氏也,特以威劫而强臣之,闻孔明之风,宜其千里之外有响应者,如此则虽无措足之地而天下固为之用矣。
且夫杀一不辜而得天下,有所不为,而后天下忠臣义士乐为之死。
刘表之丧,先主在荆州,孔明欲袭杀其孤,先主不忍也。
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,不数月,扼其吭,拊其背,而夺之国。
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。
曹、刘之不敌,天下之所共知也。
言兵不若曹操之多,言地不若曹操之广,言战不若曹操之能,而有以一胜之者,区区之忠信也。
孔明迁刘璋,既已失天下义士之望,乃始治兵振旅,为仁义之师,东向长驱,而欲天下响应,盖亦难矣。
曹操既死,子丕代立,当此之时,可以计破也。
何者?操之临终,召丕而属之植,未尝不以谭、尚为戒也。
而丕与植,终于相残如此。
此其父子兄弟且为寇仇,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!此有可间之势,不过捐数十万金,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残,然后举兵而伐之,此高祖所以灭项籍也。
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,以服天下之心,又不能奋其智谋,以绝曹氏之手足,宜其屡战而屡却哉!
故夫敌有可间之势而不间者,汤、武行之为大义,非汤、武而行之为失机。
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。
吕温以为孔明承桓、灵之后,不可强民以思汉,欲其播告天下之民,且曰“曹氏利汝吾事之,害汝吾诛之。
”不知蜀之与魏,果有以大过之乎!苟无以大过之,而又决不能事魏,则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动哉?呜呼!此书生之论,可言而不可用也。
春秋之末,至于战国,诸侯卿相皆争养士。
自谋夫说客、谈天雕龙、坚白同异之流,下至击剑扛鼎、鸡鸣狗盗之徒,莫不宾礼,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,何可胜数。
越王句践有君子六千人;魏无忌、齐田文、赵胜、黄歇、吕不韦,皆有客三千人;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,齐稷下谈者亦千人;魏文侯、燕昭王、太子丹,皆致客无数。
下至秦、汉之间,张耳、陈馀号多士,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,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。
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,度其馀,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。
此皆奸民蠹国者,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?
苏子曰: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。
国之有奸也,犹鸟兽之有鸷猛,昆虫之有毒螫也。
区处条理,使各安其处,则有之矣;锄而尽去之,则无是道也。
吾考之世变,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,盖出于此,不可以不察也。
夫智、勇、辨、力,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,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,皆役人以自养者也,故先王分天下之贵富与此四者共之。
此四者不失职,则民靖矣。
四者虽异,先王因俗设法,使出于一。
三代以上出于学,战国至秦出于客,汉以后出于郡县吏,魏、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,隋、唐至今出于科举。
虽不尽然,取其多者论之。
六国之君虐用其民,不减始皇、二世,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,以凡民之秀杰者,多以客养之,不失职也。
其力耕以奉上,皆椎鲁无能为者,虽欲怨叛,而莫为之先,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。
始皇初欲逐客,因李斯之言而止。
既并天下,则以客为无用,于是任法而不任人,谓民可以恃法而治,谓吏不必才,取能守吾法而已。
故堕名城,杀豪杰,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。
向之食于四公子、吕不韦之徒者,皆安归哉?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?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?秦之乱虽成于二世,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,有以处之,使不失职,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。
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,不知其将噬人,世以始皇为智,吾不信也。
楚、汉之祸,生民尽矣,豪杰宜无几,而代相陈豨过赵,从车千乘,萧、曹为政,莫之禁也。
至文、景、武之世,法令至密,然吴王濞、淮南、梁王、魏其、武安之流,皆争致宾客,世主不问也。
岂惩秦之祸,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,故少宽之,使得或出于此也耶?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,曰:“君子学道则爱人,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
”呜呼,此岂秦、汉之所及也哉!
修既治滁之明年,夏,始饮滁水而甘。
问诸滁人,得于州南百步之近。
其上则丰山,耸然而特立;下则幽谷,窈然而深藏;中有清泉,滃然而仰出。
俯仰左右,顾而乐之。
于是疏泉凿石,辟地以为亭,而与滁人往游其间。
滁于五代干戈之际,用武之地也。
昔太祖皇帝,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,生擒其将皇甫晖、姚凤于滁东门之外,遂以平滁。
修尝考其山川,按其图记,升高以望清流之关,欲求晖、凤就擒之所,而故老皆无在者,盖天下之平久矣。
自唐失其政,海内分裂,豪杰并起而争,所在为敌国者,何可胜数!及宋受天命,圣人出而四海一。
向之凭恃险阻,刬削消磨,百年之间,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。
欲问其事,而遗老尽矣。
今滁介江、淮之间,舟车商贾、四方宾客之所不至,民生不见外事,而安于畎亩衣食,以乐生送死,而孰知上之功德,休养生息,涵煦于百年之深也?
修之来此,乐其地僻而事简,又爱其俗之安闲。
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,乃日与滁人,仰而望山,俯而听泉,掇幽芳而荫乔木,风霜冰雪,刻露清秀,四时之景,无不可爱。
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,而喜与予游也。
因为本其山川,道其风俗之美,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,幸生无事之时也。
夫宣上恩德,以与民共乐,刺史之事也。
遂书以名其亭焉。
或问:“大衍之数,《易》之缊乎?学者莫不尽心焉。
”曰:“大衍,《易》之末也,何必尽心焉也。
《易》者,文王之作也,其书则六经也,其文则圣人之言也,其事则天地万物、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。
大衍,筮占之一法耳,非文王之事也。
”“然则不足学乎?”曰:“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,未有学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,知此然后知学《易》矣。
……”
尝读六国《世家》,窃怪天下之诸侯,以五倍之地,十倍之众,发愤西向,以攻山西千里之秦,而不免于灭亡,常为之深思远虑,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。
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,虑患之疏,而见利之浅,且不知天下之势也。
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,不在齐、楚、燕、赵也,而在韩、魏之郊;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,不在齐、楚、燕、赵也,而在韩、魏之野。
秦之有韩、魏,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。
韩、魏塞秦之冲,而蔽山东之诸侯,故夫天下之所重者,莫如韩、魏也。
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,商鞅用于秦而收魏,昭王未得韩、魏之心,而出兵以攻齐之刚、寿,而范雎以为忧。
然则秦之所忌者,可以见矣。
秦之用兵于燕、赵,秦之危事也。
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,燕、赵拒之于前,而韩、魏乘之于后,此危道也。
而秦之攻燕、赵,未尝有韩、魏之忧,则韩、魏之附秦故也。
夫韩、魏诸侯之障,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,此岂知天下之势邪?委区区之韩、魏,以当强虎狼之秦,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?韩、魏折而入于秦,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,而使天下遍受其祸。
夫韩、魏不能独当秦,而天下之诸侯,藉之以蔽其西,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。
秦人不敢逾韩、魏以窥齐、楚、燕、赵之国,而齐、楚、燕、赵之国,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。
以四无事之国,佐当寇之韩、魏,使韩、魏无东顾之忧,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。
以二国委秦,而四国休息于内,以阴助其急,若此,可以应夫无穷。
彼秦者,将何为哉?不知出此,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,背盟败约,以自相屠灭,秦兵未出,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。
至使秦人得伺其隙,以取其国,可不悲哉!
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际,何其爱民之深,忧民之切,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。
有一善,从而赏之,又从而咏歌嗟叹之,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;有一不善,从而罚之,又从而哀矜惩创之,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。
故其吁俞之声,欢欣惨戚,见于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。
成、康既没,穆王立,而周道始衰,然犹命其臣吕侯,而告之以祥刑。
其言忧而不伤,威而不怒,慈爱而能断,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,故孔子犹有取焉。
《传》曰:“赏疑从与,所以广恩也;罚疑从去,所以谨刑也。

当尧之时,皋陶为士,将杀人。
皋陶曰“杀之”三,尧曰“宥之”三。
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,而乐尧用刑之宽。
四岳曰:“鲧可用。
”尧曰:“不可。
鲧方命圮族。
”既而曰:“试之。
”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,而从四岳之用鲧也?然则圣人之意,盖亦可见矣。
《书》曰:“罪疑惟轻,功疑惟重。
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
”呜呼!尽之矣。
可以赏,可以无赏,赏之过乎仁;可以罚,可以无罚,罚之过乎义。
过乎仁,不失为君子;过乎义,则流而入于忍人。
故仁可过也,义不可过也。
古者赏不以爵禄,刑不以刀锯。
赏以爵禄,是赏之道,行于爵禄之所加,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。
刑以刀锯,是刑之威,施于刀锯之所及,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。
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,而爵禄不足以劝也;知天下之恶不胜刑,而刀锯不足以裁也。
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,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,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。
故曰:忠厚之至也。
《诗》曰:“君子如祉,乱庶遄已;君子如怒,乱庶遄沮。
”夫君子之已乱,岂有异术哉?制其喜怒,而不失乎仁而已矣。
《春秋》之义,立法贵严,而责人贵宽,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,亦忠厚之至也。
庆历三年,轼始总角入乡校,士有自京师来者,以鲁人石守道所作《庆历圣德诗》示乡先生。
轼从旁窥观,则能诵习其词,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?先生曰:“童子何用知之?”轼曰:“此天人也耶?则不敢知;若亦人耳,何为其不可?”先生奇轼言,尽以告之。
且曰:“韩、范、富、欧阳,此四人者,人杰也。
”时虽未尽了,则已私识之矣。
嘉祐二年,始举进士至京师,则范公殁。
既葬而墓碑出,读之至流涕,曰:“吾得其为人。
”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,岂非命也欤?
是岁登第,始见知于欧阳公,因公以识韩、富,皆以国士待轼,曰:“恨子不识范文正公。
”其后三年,过许,始识公之仲子今丞相尧夫。
又六年,始见其叔彝叟京师。
又十一年,遂与其季德孺同僚于徐。
皆一见如旧,且以公遗稿见属为叙。
又十三年,乃克为之。
呜呼!公之功德,盖不待文而显,其文亦不待叙而传。
然不敢辞者,自以八岁知敬爱公,今四十七年矣。
彼三杰者,皆得从之游,而公独不识,以为平生之恨。
若获挂名其文字中,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,岂非畴昔之愿也哉!
古之君子,如伊尹、太公、管仲、乐毅之流,其王霸之略,皆素定于畎亩中,非仕而后学者也。
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,论刘、项短长,画取三秦,如指诸掌。
及佐帝定天下,汉中之言,无一不酬者。
诸葛孔明卧草庐中,与先主论曹操、孙权,规取刘璋,因蜀之资,以争天下,终身不易其言。
此岂口传耳受,尝试为之,而侥幸其或成者哉。
公在天圣中,居太夫人忧,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,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,天下传诵。
至用为将,擢为执政,考其平生所为,无出此书者。
今其集二十卷,为诗赋二百六十八,为文一百六十五。
其于仁、义、礼、乐,忠、信、孝、弟,盖如饥渴之于饮食,欲须臾忘而不可得;如火之热,如水之湿,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。
虽弄翰戏语,率然而作,必归于此。
故天下信其诚,争师尊之。
孔子曰:“有德者必有言。
”非有言也,德之发于口者也。
又曰:“我战则克,祭则受福。
”非能战也,德之见于怒者也。
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。
近奉违,亟辱问讯,具审起居佳胜,感慰深矣。
某受性刚简,学迂材下,坐废累年,不敢复齿缙绅。
自还海北,见平生亲旧,惘然如隔世人,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,而敢求交乎?数赐见临,倾盖如故,幸甚过望,不可言也。
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,观之熟矣。
大略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但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所不可不止,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。
孔子曰:“言之不文,行而不远。
”又曰:“辞达而已矣。
”夫言止于达意,即疑若不文,是大不然。
求物之妙,如系风捕景,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,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。
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?是之谓辞达。
辞至于能达,则文不可胜用矣。
扬雄好为艰深之辞,以文浅易之说,若正言之,则人人知之矣。
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,其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,皆是类也。
而独悔于赋,何哉?终身雕篆,而独变其音节,便谓之经,可乎?屈原作《离骚经》,盖风雅之再变者,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
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?使贾谊见孔子,升堂有馀矣,而乃以赋鄙之,至与司马相如同科,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,可与知者道,难与俗人言也;因论文偶及之耳。
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,市有定价,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。
纷纷多言,岂能有益于左右,愧悚不已!
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,轼本不善作大字,强作终不佳;又舟中局迫难写,未能如教。
然轼方过临江,当往游焉。
或僧有所欲记录,当为作数句留院中,慰左右念亲之意。
今日至峡山寺,少留即去。
愈远,惟万万以时自爱。
方山子,光、黄间隐人也。
少时慕朱家、郭解为人,闾里之侠皆宗之。
稍壮,折节读书,欲以此驰骋当世,然终不遇。
晚乃遁于光、黄间,曰岐亭。
庵居蔬食,不与世相闻。
弃车马,毁冠服,徒步往来山中,人莫识也。
见其所著帽,方屋而高,曰:“此岂古方山冠之遗象乎?”因谓之方山子。
余谪居于黄,过岐亭,适见焉。
曰:“呜呼!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。
何为而在此?”方山子亦矍然,问余所以至此者。
余告之故。
俯而不答,仰而笑,呼余宿其家。
环堵萧然,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。
余既耸然异之,独念方山子少时,使酒好剑,用财如粪土。
前十有九年,余在岐山,见方山子从两骑,挟二矢,游西山。
鹊起于前,使骑逐而射之,不获。
方山子怒马独出,一发得之。
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,自谓一世豪士。
今几日耳,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,而岂山中之人哉?
然方山子世有勋阀,当得官,使从事于其间,今已显闻。
而其家在洛阳,园宅壮丽与公侯等。
河北有田,岁得帛千匹,亦足以富乐。
皆弃不取,独来穷山中,此岂无得而然哉?余闻光、黄间多异人,往往佯狂垢污,不可得而见。
方山子傥见之欤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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