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书又有云：“人情机诈百出，御之以不疑，往往为所欺；觉则自入于逆亿。
夫逆诈，即诈也；亿不信，即非信也；为人欺，又非觉也。
不逆不亿而常先觉，其惟良知莹彻乎？然而出入毫忽之间，背觉合诈者多矣。
”
不逆、不亿而先觉，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、亿不信为心，而自陷于诈与不信，又有不逆、不亿者，然不知致良知之功，而往往又为人所欺诈，故有是言。
非教人以是存心，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。
以是存心，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；而只此一念，已不可与入尧、舜之道矣。
不逆、不亿而为人所欺者，尚亦不失为善，但不如能致其良知，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。
崇一谓“其惟良知莹彻”者，盖已得其旨矣。
然亦颖悟所及，恐未实际也，盖良知之在人心，亘万古、塞宇宙而无不同。
不虑而知，恒易以知险，不学而能，恒简以知阻，先天而天不违，天且不违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
夫谓背觉合诈者，是虽不逆人，而或未能无自欺也，虽不亿人，而或未能果自信也。
是或常有先觉之心，而未能常自觉也。
常有求先觉之心，即已流于逆、亿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，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。
君子学以为己，未尝虞人之欺己也，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；未尝虞人之不信己也，恒自信其良知而已；未尝求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，恒务自觉其良知而已。
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，诚则明矣；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，明则诚矣。
明、诚相生，是故良知常觉常照；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，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。
何者？不欺而诚，则无所容其欺，苟有欺焉而觉矣；自信而明，则无所容其不信，苟不信焉而觉矣。
是谓“易以知险，简以知阻”，子思所谓“至诚如神，可以前知”者也。
然子思谓“如神”，谓“可以前知”，犹二而言之，是盖推言思诚者之功效，是犹为不能先觉者说也。
若就至诚而言，则至诚之妙用，即谓之“神”，不必言“如神”，至诚则“无知而无不知”，不必言“可以前知”矣。

春间远劳迂途枉顾，问证惓惓，此情何可当也！已期二三同志，更处静地，扳留旬日，少效其鄙见，以求切飙之益，而公期俗绊，势有不能，别去极怏怏，如有所失。
忽承笺惠，反复千余言，读之无甚浣慰。
中间推许太过，盖亦奖掖之盛心，而规砺真切，思欲纳之于贤圣之域，又托诸崇一以致其勤勤恳恳之怀，此非深交笃爱，何以及是；知感知愧，且惧其无以堪之也。
虽然，仆亦何敢不自鞭勉，而徒以感愧辞让为乎哉！其谓“思、孟、周、程无意相遭于千载之下，与其尽信于天下，不若真信于一人。
道固自在，学亦自在，天下信之不为多，一人信之不为少”者，斯固君子“不见是而无闷”之心，岂世之谫谫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？乃仆之情，则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，而非以计人之信与不信也。
夫人者，天地之心，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。
生民之困苦荼毒，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？不知吾身之疾痛，无是非之心者也。
是非之心，不虑而知，不学而能，所谓“良知”也。
良知之在人心，无间于圣愚，天下古今之所同也。
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，则自能公是非，同好恶，视人犹己，视国犹家，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求天下无治，不可得矣。
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，见恶不啻若己入，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，而一夫不获，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，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，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。
尧、舜、三王之圣，言而民莫不信者，致其良知而言之也；行而民莫不说者，致其良知而行之也。
是以其民熙熙皞皞，杀之不怨，利之不庸，施及蛮貊，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，为其良知之同也。
呜呼！圣人之治天下，何其简且易哉！
后世良知之学不明，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，是以人各有心，而偏琐僻陋之见，狡伪阴邪之术，至于不可胜说。
外假仁义之名，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，诡辞以阿俗，矫行以干誉；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，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，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，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，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，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。
相陵相贼，自其一家骨肉之亲，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，彼此藩篱之形，而况于天下之大，民物之众，又何能一体而视之？则无怪于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。
仆诚赖天之灵，偶有见于良知之学，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。
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，则为之戚然痛心，忘其身之不肖，而思以此救之，亦不自知其量者。
天下之人见其若是，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，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。
呜呼！是奚足恤哉！吾方疾痛之切体，而暇计人之非笑呼？人固有

得书，见近来所学之骤进，喜慰不可言。
谛视数过，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，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，到纯熟时自无此矣。
譬之驱车，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，或时横斜迂曲者，乃马性未调，衔勒不齐之故，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，决不赚入旁蹊曲径矣。
近时海内同志，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，喜慰不可言，斯道之幸也！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，近入炎方，辄复大作。
主上圣明洞察，责付甚重，不敢遽辞。
地方军务冗沓，皆舆疾从事。
今却幸已平定，已具本乞回养病，得在林下稍就清凉，或可廖耳。
人还，伏枕草草，不尽倾企，外惟浚一简，幸达致之。
来书所询，草草奉复一二。
近岁来山中讲学者，往往多说“勿忘、勿助”工夫甚难。
问之，则云才着意便是助，才不着意便是忘，所以甚难。
区区因问之云：“忘是忘个甚么？助是助个甚么？”其人默然无对，始请问。
区区因与说，我此间讲学，却只说个“必有事焉”，不说“勿忘、勿助”。
“必有事焉”者只是时时去“集义”。
若时时去用“必有事”的工夫，而或有时间断，此便是忘了，即须“勿忘”；时时去用“必有事”的工夫，而或有时欲速求效，此便是助了，即须“勿助”。
其工夫全在“必有事焉”上用；“勿忘、勿助”只就其间提撕譬觉而已。
若是工夫原不间断，即不须更说“勿忘”；原不欲速求效，即不须更说“勿助”。
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！何等洒脱自在！今却不去“必有事”上用工，而乃悬空守著一个“勿忘、勿助”，此正如烧锅煮饭，锅内不曾渍水下米，而乃专去添柴放火，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！吾恐火候未及调停，而锅已先破裂矣。
近日一种专在“勿忘、勿助”上用工者，其病正是如此。
终日悬空去做个“勿忘”，又悬空去做个“勿助”，膅膅荡荡，全无实落下手处，究竟工夫，只做得个沉空守寂，学成一个痴呆汉，才遇些子事来，即便牵滞纷扰，不复能经纶宰制。
此皆有志之士，而乃使之劳苦缠缚，担搁一生，皆由学术误人之故，甚可悯矣！
夫“必有事焉”只是“集义”，“集义”只是“致良知”。
说“集义”则一时未见头脑，说“致良知”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。
故区区专说致“其良知”。
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，便是“格物”；著实去致良知，便是“诚意”；著实致其良知，而无一毫“意”“必”“固”“我”，便是“正心”。
著实致良知，则自无“忘”之病；无一毫意必固我，则自无“助”之病。
故说“格、致、诚、正”，则不必更说个“忘、助”。
孟子说“忘、助”，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。
告子强制其心，是“助”的病痛，故孟子专

每日工夫，先考德，次背书诵书，次习礼或作课仿，次复诵书、讲书，次歌诗。
凡习礼歌诗之数，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，使其乐习不倦，而无暇及于邪僻。
教者知此，则知所施矣。
虽然，此其大略也，“神而明之，则存乎其人。
”

来书云：“尝试于心，喜、怒、忧、惧之感发也，虽动气之极，而吾心良知一觉，即罔然消阻，或遏于初，或制于中，或悔于后。
然则良知常若居悠闲无事之地而为之主，于喜、怒、忧、惧若不与焉者，何欤？”
知此，则知未发之中、寂然不动之体，而有发而中节之和、感而遂通之妙矣。
然谓“良知常若居于悠闲无事之地”，语尚有病。
盖良知虽不滞于喜、怒、忧、惧，而喜、怒、忧、惧亦不外于良知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