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川问：“此功夫却于心上体验明白，只解书不通。
”
先生曰：“只要解心。
心明白，书自然融会。
若心上不通，只要书上文义通，却自生意见。
”

来书云：“聪明睿知，果质乎？仁义礼智，果性乎？喜怒哀乐，果情乎？私欲客气果一物乎？二物乎？古之英才，若子房、仲舒、叔度、孔明、文中、韩、范诸公，德业表著，皆良知中所发也，而不得谓之闻道者，果何在乎？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，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、困勉者乎？愚者窍云，谓诸公见道偏则可，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。
然乎？否乎？”
性一而已。
仁、义、礼、知，性之性也；聪、明、睿、知，性之质也；喜、怒、哀、乐，性之情也；私欲、客气，性之蔽也。
质有清浊，故情有过不及，而蔽有浅深也。
私欲、客气，一病两痛，非二物也。
张、黄、诸葛及韩、范诸公，皆天质之美，自多暗合道妙，虽未可尽谓之知学，尽谓之闻道，然亦自其有学，违道不远者也。
使其闻学知道，即伊、傅、周、召矣。
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，其书虽多出于其徒，亦多有未是处，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。
但今相去辽远，无有的然凭证，不可悬断其所至矣。
夫良知即是道，良知之在人心，不但圣贤，虽常人亦无不如此。
若无有物欲牵蔽，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，即无不是道。
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，不能循得良知。
如数公者，天质既自清明，自少物欲为之牵蔽，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，自然是多，自然违道不远。
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。
谓之知学，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。
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，而或泛滥于多歧，疑迷于影响，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。
若知得时，便是圣人矣。
后儒尝以数子者，尚皆是气质用事，未免于行不著，习不察，此亦未为过论。
但后儒之所谓著、察者，亦是狃于闻见之狭，蔽于沿习之非，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，尚非圣门之所谓著、察者也。
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，而求人之昭昭也乎？所谓生知、安行，“知、行”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。
若是知、行本体，即是良知、良能，虽在困勉之人，亦皆可谓之生知、安行矣。
知、行二字更宜精察。

古之教者，教以人伦。
后世记诵问章之习起，而先王之教亡。
今教童子，惟当以孝、弟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为专务。
其栽培涵养之方，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，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，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。
今人往往以歌诗、习礼为不切时务，此皆末俗庸鄙之见，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！
大抵童子之情，乐嬉游而惮拘检，如草木之始萌芽，舒畅之则条达，摧挠之则衰萎。
今教童子，必使其趋向鼓舞，中心喜悦，则其进自不能已。
譬之时雨春风，沾被卉木，莫不萌动发越，自然日长月化；若冰霜剥落，则生意萧索，日就枯槁矣。
故凡诱之歌诗者，非但发其志意而已，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；导之习礼者，非但肃其威仪而已，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，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；讽之读书者，非但开其知觉而已，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，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。
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，调理其性情，潜消其鄙吝，默化其？顽，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，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，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。
若近世之训蒙稚者，日惟督以句读课癮，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，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，鞭挞绳缚，若待拘囚。
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，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，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，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，偷薄庸劣，日趋下流。
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，何可得乎！
凡吾所以教，其意实在于此。
恐时俗不察，视以为迂，且吾亦将去，故特叮咛以告。
尔诸教读，其务体吾意，永以为训，毋辄因时俗之言，改废其绳墨，庶成“蒙以养正”之功矣，念之念之。

凡歌诗，须要整容定气，清朗其声音，均审其节调，毋躁而急，毋荡而嚣，毋馁而慑。
久则精神宣畅，心气和平矣。
每学量童生多寡，分为四班。
每日轮一班歌诗，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。
每五日，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。
每朔望，集各学会歌于书院。

先生曰：“人若知这良知诀窍，随他多少邪思枉念，这里一觉，都自消融。
真个是灵丹一粒，点铁成金。
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