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同李十一醉憶元九》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。
這是一首即景生情、因事起意之作，以情深意眞見長。
從詩中可見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。
全詩不事雕琢，以極其樸素、極其淺顯的語言，表達了極其深厚、極其眞摯的情意。
此詩的首句，據當時參加遊宴的白行簡在他寫的《三夢記》中記作「春來無計破春愁」，照説應當是可靠的；但《白氏長慶集》中卻作「花時同醉破春愁」。
一首詩在傳鈔或刻印過程中會出現異文，而作者對自己的作品也會反復推敲，多次易稿。
就此詩來説，白行簡所記可能是初稿的字句，《白氏長慶集》所錄則是最後的定稿。
詩人之所以要作這樣的修改，是因爲在章法上，詩的首句是「起」，次句是「承」，第三句當是「轉」。
從首句與次句的關繫看，把「春來無計」改爲「花時同醉」，就與「醉折花枝」句承接得更緊密，而在上下兩句中，「花」字與「醉」字重複顛倒運用，更有相映成趣之妙。
再就首句與第三句的關繫看，「春愁」原是「憶故人」的伏筆，但如果一開頭就説「無計破春愁」，到第三句將無法顯示轉折。
這樣一改動，先説春愁已因花時同醉而破，再在第三句中用「忽憶」兩字陡然一轉，纔見波瀾起伏之美，從而跌宕出全篇的風神。
這首詩的特點是，即席拈來，不事雕琢，以極其樸素、極其淺顯的語言，表達了極其深厚、極其眞摯的情意。
而情意的表達，主要在篇末「計程今日到梁州」一句。
「計程」由上句「忽憶」來，是「憶」的深化。
故人相別，居者憶念行者時，隨著憶念的深入，常會計算對方此時已否到達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。
這裏，詩人意念所到，深情所注，信手寫出這一生活中的實意常情，給人以特別眞實、特別親切之感。
白居易對元稹行程的計算是很準确的。
當他寫這首《醉憶元九》詩時，元稹正在梁州，而且寫了一首《梁州夢》：「夢君同繞曲江頭，也向慈恩院院遊。
亭吏呼人排去馬，忽驚身在古梁州。」元稹對這首詩的説明是：「是夜宿漢川驛，夢與杓直、樂天同遊曲江，兼入慈恩寺諸院，倏然而寤，則遞乘及階，郵吏已傳呼報曉矣。」巧的是，白居易詩中寫的眞事竟與元稹寫的夢境兩相吻合。
這件事，表面上有一層神秘色彩，其實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現的巧合，而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、白居易平日的友情爲基礎的。
唐代長安城東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當時的遊賞勝地。
而且，進士登科後，皇帝就在曲江賜宴；慈恩寺塔即雁塔，又是新進士題名之處。
他們兩人應當常到這兩處共同遊宴。
對元稹説來，當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懷念故人、追思昔遊時，這兩處長安名勝，不僅在日間會時時浮上他的心頭，當然也會在夜間進入他的夢境。
由於這樣一箇夢原本來自對故人、對長安、對舊遊的朝夕憶念，他也衹是如實寫來，未事渲染，而無限相思、一片眞情已全在其中。
其情深意眞，是可以與白居易的詩比美的。
讀者更可見兩人的交誼之篤，也更可見白居易的這首詩雖像是偶然動念，隨筆成篇，卻有其深厚眞摯的感情基礎。
如果把兩人的詩合起來看：一寫於長安，一寫於梁州；一寫居者之憶，一寫行人之思；一寫眞事，一寫夢境；詩中情事卻如《本事詩》所説，「合若符契」。
而且，兩詩寫於同一天，又用的是同一韻。
這是兩情的異地交流和相互感應。
讀者不僅可以領略詩篇的藝術魅力，而且可以從它的感情內容得到眞和美的享受。

李十一：即李健，字杓直。
元九：即元稹。
破：破除，解除。
酒籌：飲酒時用以記數或行令的籌子。
天際：肉眼能看到的天地交接的地方。
計程：計算路程。
梁州：地名，在今陝西漢中一帶。
一作「涼州」。

花開時我們一同醉酒以銷春之愁緒，醉酒後攀折了花枝當做喝酒之籌碼。
突然間，想到老友遠去他鄉不可見，屈指算來，你今天行程該到梁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