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。
先生曰：“除了人情事变，则无事矣。
喜、怒、哀、乐，非人情乎？
自视、听、言、动以至富贵、贫贱、患难、死生，皆事变也。
事变亦只在人情里，其要只在‘致中和’，‘致中和’只在‘谨独’。
”

“知者行之始，行者知之成。
圣学只一个功夫，知、行不可分作两事。
”

问：“知识不长进，如何？”
先生曰：“为学须有本原，须从本原用力，渐渐盈科而进。
仙家说婴儿，亦善譬。
婴儿在母腹时，只是纯气，有何知识？出胎后，方始能啼，既而后能笑，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，又既而后能立、能行、能持、能负，卒乃天下事无不可能；皆是精气日足，则筋力日强，聪明日开，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。
故须有个本原。
圣人到‘位天地，育万物’，也只从‘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’养来。
后儒不明格物之说，见圣人无不知、无不能，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，岂有此理！”
又曰：“立志用功，如种树然。
方其根芽，犹未有干，及其有干，尚未有枝，枝而后叶，叶而后花实。
初种根时，只管栽培灌溉，勿作枝想，勿作叶想，勿作花想，勿作实想。
悬想何益？但不忘栽培之功，怕没有枝叶花实？”

唐诩问：“立志是常存个善念，要为善去恶否？”
曰：“善念存时，即是天理。
此念即善，更思何善？此念非恶，更去何恶？此念如树之根芽，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。
‘从心所欲不逾矩’，只是志到熟处。
”

澄在鸿胪寺仓居，忽家信至，言儿病危，澄心甚忧闷，不能堪。
先生曰：“此时正宜用功，若此时放过，闲时讲学何用？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。
父之爱子，自是至情，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，过即是私意。
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，则一向忧苦，不知己是‘有所忧患不得其正’。
大抵七情所感，多只是过，少不及者。
才过，便非心之本体，必须调停适中始得。
就如父母之丧，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，方快于心；然却曰‘毁不灭性’，非圣人强制之也，天理本体自有分限，不可过也。
人但要识得心体，自然增减分毫不得。
”

“喜、怒、哀、乐本体自是中和的，才自家着些意思，便过不及，便是私。
”

澄问《学》《庸》同异。
先生曰：“子思括《大学》一书之义为《中庸》首章。
”

“‘夜气’是就常人说。
学者能用功，则日间有事无事，皆是此气翕聚发生处。
圣人则不消说‘夜气’。
”

王嘉秀问：“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，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，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。
究其极至，亦是见得圣人上一截，然非入道正路。
如今仕者，有由科，有由贡，有由传奉，一般做到大官，毕竟非入仕正路，君子不由也。
仙、佛到极处，与儒者略同，但有了上一截，遗了下一截，终不似圣人之全。
然其上一截同者，不可诬也。
后世儒者，又只得圣人下一截，分裂失真，流而为记诵、词章、功利、训诂，亦卒不免为异端。
是四家者，终身劳苦，于身心无分毫益，视彼仙、佛之徒，清心寡欲，超然于世累之外者，反若有所不及矣。
今学者不必先排仙、佛，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。
圣人之学明，则仙、佛自泯；不然，则此之所学，恐彼或有不屑，而反欲其俯就，不亦难乎！鄙见如此，先生以为何如？”
先生曰：“所论大略亦是。
但谓上一截、下一截，亦是人见偏了如此。
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，彻上彻下，只是一贯，更有甚上一截、下一截？‘一阴一阳之谓道’，但‘仁者见之便谓之仁，知者见之便谓之知，百姓又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鲜矣’。
仁、智岂可不谓之道，但见得偏了，便有弊病。
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