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古之书，有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，其次有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、梼杌、志、乘。
自汉已下，其流渐繁，大抵史名多以书、记、纪、略为主。
后生祖述，各从所好，沿革相因，循环递习。
盖区域有限，莫逾于此焉。
至孙盛有《魏氏春秋》，孔衍有《汉魏尚书》，陈寿、王劭曰志，何之元、刘璠曰典。
此又好奇厌俗，习旧捐新，虽得稽古之宜，未达从时之义。
榷而论之，其编年月者谓之纪，列纪、传者谓之书，取顺于时，斯为最也。
夫名以定体，为实之宾，苟失其途，有乖至理。
案吕、陆二氏，各著一书，唯次篇章，不系时月。
此乃子书杂记，而皆号曰春秋。
鱼豢、姚察著魏、梁二史，巨细毕载，芜累甚多，而俱榜之以略，考名责实，奚其爽欤！
若乃史传杂篇，区分类聚，随事立号，谅无恒规。
如马迁撰皇后传，而以外戚命章。
案外戚凭皇后以得名，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，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，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，可乎？班固撰《人表》，以古今为目。
寻其所载也，皆自秦而往，非汉之事，古诚有之，今则安在？子长《史记》别创八书，孟坚既以汉为书，不可更标书号，改书为志，义在互文。
而何氏《中兴》，易志为记，此则贵于革旧，未见其能取新。
夫战争方殷，雄雌未决，则有不奉正朔，自相君长。
必国史为传，宜别立科条。
至如陈、项诸雄，寄编汉籍；董、袁群贼，附列《魏志》。
既同臣子之例，孰辨彼此之殊？唯《东观》以平林、下江诸人列为载记。
顾后来作者，莫之遵效。
逮《新晋》，始以十六国主持，载记表名，可谓择善而行，巧于师古者矣。
观夫旧史列传，题卷靡恒。
文少者则具出姓名，若司马相如、东方朔是也。
字烦者唯书姓氏，若毋将、盖、郑、诸葛传是也。
必人多而姓同者，则结定其数，若二袁、四张、二公孙传是也。
如此标格，足为详审。
至范晔举例，始全录姓名，历短行于卷中，丛细字于标外，其子孙附出者，注于祖先之下，乃类俗之文案孔目、药草经方，烦碎之至，孰过于此？窃以《周易》六爻，义存象内；《春秋》万国，事具《传》中。
读者研寻，篇中自晓，何必开帙解带，便令昭然满目也。
自兹已降，多师蔚宗。
魏收因之，则又甚矣。
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，于其人姓名之上，又列之以邦域，申之以职官，至如江东帝主，则云僣晋司马叡、岛夷刘裕；河西酋长，则云私署凉州牧张寔、私署凉王李暠。
此皆篇中所具，又于卷首具列。
必如收意，使其撰两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，题诸盗贼传，亦当云僣西楚霸王项羽、伪宁朔王隗嚣。
自余陈涉、张步

夫刑法、礼乐、风土、山川，求诸文籍，出于《三礼》。
及班、马著史，别裁书志。
考其所记，多效《礼经》。
且纪传之外，有所不尽，只字片文，于斯备录。
语其通博，信作者之渊海也。
原夫司马迁曰书，班固曰志，蔡邕曰意，华峤曰典，张勃曰录，何法盛曰说。
名目虽异，体统不殊。
亦犹楚谓之梼杌，晋谓之乘，鲁谓之春秋，其义一也。
于其编目，则有前曰《平准》，后云《食货》；古号《河渠》，今称《沟洫》；析《郊祀》为《宗庙》，分《礼乐》为《威仪》；《悬象》出于《天文》，《郡国》生于《地理》。
如斯变革，不可胜计，或名非而物是，或小异而大同。
但作者爱奇，耻于仍旧，必寻源讨本，其归一揆也。
若乃《五行》、《艺文》，班补子长之阙；《百官》、《舆服》，谢拾孟坚之遗。
王隐后来，加以《瑞异》；魏收晚进，弘以《释老》。
斯则自我作故，出乎胸臆，求诸历代，不过一二者焉。
大抵志之为篇，其流十五六家而已。
其间则有妄入编次，虚张部帙，而积已久，不悟其非。
亦有事应可书，宜别标一题，而古来作者，曾未觉察。
今略陈其义，列于下云。
（以上《书志序》）
夫两曜百星，丽于玄象，非如九州万国，废置无恒。
故海田可变，而景纬无易。
古之天犹今之天也，今之天即古之天也，必欲刊之国史，施于何代不可也？
但《史记》包括所及，区域绵长，故书有《天官》，诸者竟忘其误，榷而为论，未见其宜。
班固因循，复以天文作志，志无汉事而隶入《汉书》，寻篇考限，睹其乖越者矣。
降及有晋，迄于隋氏，或地止一隅，或年才二世，而彼苍列志，其篇倍多，流宕忘归，不知纪极。
方于《汉史》，又孟坚之罪人也。
窃以国史所书，宜述当时之事。
必为志而论天象也，但载其时彗孛氛祲，薄食晦明，裨灶梓慎之所占，京房、李郃之所候。
至如惑退舍，宋公延龄，中台告坼，晋相速祸，星集颍川而贤人聚，月犯少微而处士亡，如斯之类，志之可也。
若乃体分蒙澒，色著青苍，丹曦素魄之躔次，黄道紫宫之分野，既不预于人事，辄编之于策书，故曰刊之国史，施于何代不可也。
其间唯有袁山松、沈约、萧子显、魏收等数家，颇觉其非，不遵旧例。
凡所记录，多合事宜。
寸有所长，贤于班、马远矣。
（以上《天文志》）
伏羲已降，文籍始备。
逮于战国，其书五车，传之无穷，是曰不朽。
夫古之所制，我有何力，而班《汉》定其流别，编为《艺文志》。
论其妄载，事等上篇。
《续汉》已还，祖述不暇。
夫前志已录，而后志仍书，篇目如旧，频烦互出，何异以水济

盖闻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薰莸不同器，枭鸾不比翼。
若乃商臣、冒顿，南蛮、北狄，万里之殊也；伊尹、霍光，殷年汉日，千载之隔也。
而世之称悖逆，则云商、冒；论忠顺则曰伊、霍者，何哉？盖厥迹相符，则虽隔越为偶，奚必差肩接武，方称连类者乎？
史氏自迁、固作传，始以品汇相从。
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，或以人物寡鲜，求其具体必同，不可多得。
是以韩非、老子，共在一篇；董卓、袁绍，无闻二录。
岂非韩、老俱称述者，书有子名；袁、董并曰英雄，生当汉末。
用此为断，粗得其伦。
亦有厥类众夥，宜为流别，而不能定其同科，申其异品，用使兰艾相杂，朱紫不分，是谁之过欤？盖史官之责也。
案班书《古今人表》，仰包亿载，旁贯百家，分之以三科，定之以九等。
其言甚高，其义甚惬。
及至篇中所列，奚不类于其叙哉！若孔门达者，颜称殆庶，至于他子，难为等衰。
今乃先伯牛而后曾参，进仲弓而退冉有，求诸折中，厥理无闻。
又楚王过邓，三甥请杀之，邓侯不许，卒亡邓国。
今定邓侯入下愚之上，夫宁人负我，为善获戾，持此致尤，将何劝善？如谓小不忍乱大谋，失于用权，故加其罪。
是则三甥见几而作，决在未萌，自当高立标格，置诸云汉，何得止与邓侯邻伍，列在其中庸下流而已哉？又其叙晋文之臣佐也，舟之侨为上，阳处父次之，士会为下。
其序燕丹之宾客也，高渐离居首，荆轲亚之，秦舞阳居末。
斯并是非瞀乱，善恶纷拏，或珍瓴甋而贱璠玙，或策驽骀而舍骐骥。
以兹为监，欲谁欺乎？
又江充、息夫躬馋谄惑上，使祸延储后，毒及忠良。
论其奸凶，过于石显远矣。
而固叙之，不列佞幸。
杨王孙裸葬悖礼，狂狷之徒，考其一生，更无他事，而与朱云同列，冠之传首，不其秽欤？
若乃旁求别录，侧窥杂传，诸如此谬，其累实多。
案刘向《列女传》载鲁之秋胡妻者，寻其始末，了无才行可称，直以怨怼厥夫，投川而死。
轻生同于古冶，殉节异于曹娥，此乃凶险之顽人，强梁之悍妇，辄与贞烈为伍，有乖其实者焉。
又嵇康《高士传》，其所载者广矣，而颜回、蘧瑗，独不见书。
盖以二子虽乐道遗荣，安贫守志，而拘忌名教，未免流俗也。
正如董仲舒、扬子云，亦钻仰四科，驰驱六籍，渐孔门之教义，服鲁国之儒风，与此何殊，而并可甄录。
夫回、瑗可弃，而扬、董获升，可谓识二五而不知十者也。
爰及近代，史臣所书，求其乖失，亦往往而有。
借如阳瓒效节边城，捐躯死敌，当有宋之代，抑刘、卜之徒欤？而沈氏竟不别加标榜，唯寄编于《索虏》篇内。
纪僧真砥节砺行，终始无瑕

夫人枢机之发，亹亹不穷，必有徐音足句，为其始末。
是以伊、惟、夫、盖，发语之端也；焉、哉、矣、兮，断句之助也。
去之则言语不足，加之则章句获全。
而史之叙事，亦有时类此。
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，则且以不君为称；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，而先以巧宦标目。
所谓说事之端也。
又书重耳伐原示信，而续以一战而霸，文之教也；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，今驰射莫能中，则云其见惮如此。
所谓论事之助也。
昔尼父裁经，义在褒贬，明如日月，持用不刊。
而史传所书，贵乎博录而已。
至于本事之外，时寄抑扬，此乃得失禀于片言，是非由于一句，谈何容易，可不慎欤！但近代作者，溺于烦富，则有发言失中，加字不惬，遂令后之览者，难以取信。
盖《史记》世家有云：“赵鞅诸子，无恤最贤。
”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，礼让居本。
至如伪会邻国，进计行戕，俾同气女兄，摩笄引决，此则诈而安忍，贪而无亲，鲸鲵是俦，犬豕不若，焉得谓之贤哉？又《汉书》云：“萧何知韩信贤。
”案贤者处世，夷险若一，不陨穫于贫贱，不充诎于富贵。
《易传》曰：“知进退存亡者，其唯圣人乎！”如淮阴初在仄微，堕业元行，后居荣贵，满盈速祸；躬为逆上，名隶恶徒。
周身之防靡闻，知足之情安在？美其善将，呼为才略则可矣，必以贤为目，不其谬乎？又云：“严延年精悍敏捷，虽子贡、冉有通于政事，不能绝也。
”夫以编名《酷吏》，列号“屠伯”，而辄比孔门达者，岂其伦哉！且以春秋至汉，多历年所，必言貌取人，耳目不接，又焉知其才术相类，锱铢无爽，而云不能绝乎？
盖古之记事也，或先经张本，或后传终言，分布虽疏，错综逾密。
今之记事也则不然。
或隔卷异篇，遽相矛盾；或连行接句，顿成乖角。
是以《齐史》之论魏收，良直邪曲，三说各异；《周书》之评太祖，宽仁好杀，二理不同。
非惟言无准的，固亦事成首鼠者矣。
夫人有一言，而史辞再三，良以好发芜音，不求谠理，而言之反覆，观者惑焉。
亦有开国承家，美恶昭露，皎如星汉，非靡沮所移，而轻事尘点，曲加粉饰。
求诸近史，此类尤多。
如《魏书》称登国以鸟名官，则云“好尚淳朴，远师少皞”；述道武结婚蕃落，则曰“招携荒服，追慕汉高”。
自余所说，多类如此。
案魏氏始兴边朔，少识典、坟；作俪蛮夷，抑惟秦、晋。
而鸟官创置，岂关郯子之言？
髦头而偶，奚假奉春之策？奢言无限，何其厚颜！又《周史》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，庾信赠其诗曰：“虢亡垂棘反，齐平宝鼎归。
”陈周弘正来聘，在馆赠韦敻诗曰：“德星犹未动，直

盖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，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，则知饰词专对，古之所重也。
夫上古之世，人惟朴略，言语难晓，训释方通。
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，考文则词艰而义释，若《尚书》载伊尹之训，皋陶之谟，《洛诰》、《牧誓》、《泰誓》是也。
周监二代，郁郁乎文。
大夫、行人，尤重词命，语微婉而多切，言流靡而不淫，若《春秋》载吕相绝秦，子产献捷，臧孙谏君纳鼎，魏绛对戮杨干是也。
战国虎争，驰说云涌，人持《弄丸》之辩，家挟《飞钳》之术，剧谈者以谲诳为宗，利口者以寓言为主，若《史记》载苏秦合从，张仪连横，范睢反间以相秦，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。
逮汉、魏以降，周、隋而往，世皆尚文，时无专对。
运筹画策，自具于章表；献可替否，总归于笔札。
宰我、子贡之道不行，苏秦、张仪之业遂废矣。
假有忠言切谏，《答戏》、《解嘲》，其可称者，若朱云折槛以抗愤，张纲埋轮而献直。
秦宓之酬吴客，王融之答虏使，此之小辩，曾何足云。
是以历选载言，布诸方册，自汉以下，无足观焉。
寻夫战国已前，其言皆可讽咏，非但笔削所致，良由体质素美。
何以核诸？
至如讨“鹑贲”、“鸲鹆”，童竖之谣也；“山木”、“辅车”，时俗之谚也；“皤腹弃甲”，城者之讴也；“原田是谋”，舆人之诵也。
斯皆刍词鄙句，犹能温润若此，况乎束带立朝之土，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！则知时人出言，史官入记，虽有讨论润色，终不失其梗概者也。
夫《三传》之说，既不习于《尚书》；两汉之词，又多违于《战策》。
足以验氓俗之递改，知岁时之不同。
而后来作者，通无远识，记其当世口语，罕能从实而书，方复追效昔人，示其稽古。
是以好丘明者，则偏摸《左传》；爱子长者，则全学史公。
用使周、秦言辞见于魏、晋之代，楚、汉应对行乎宋、齐之日。
而伪修混沌，失彼天然，今古以之不纯，真伪由其相乱。
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，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。
虽言似《春秋》，而事殊乖越者矣。
然自咸、洛不守，龟鼎南迁，江左为礼乐之乡，金陵实图书之府，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，言喜风流，颠沛造次，不忘经籍。
而史臣修饰，无所费功。
其于中国则不然，何者？于斯时也，先王桑梓，剪为蛮貊，被发左衽，充牣神州。
其中辩若驹支，学如郯子，有时而遇，不可多得。
而彦鸾修伪国诸史，收、弘撰《魏》、《周》二书，必讳彼夷音，变成华语，等杨由之听雀，如介葛之闻牛，斯亦可矣。
而于其间，则有妄益文彩，虚加风物，援引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宪章《史》、《汉》。
遂使且

夫史之称美者，以叙事为先。
至若书功过，记善恶，文而不丽，质而非野，使人味其滋旨，怀其德音，三复忘疲，百遍无斁，自非作者曰圣，其孰能与于此乎？
昔圣人之述作也，上自《尧典》，下终获麟，是为属词比事之言，疏通知远之旨。
子夏曰：“《书》之论事也，昭昭若日月之代明。
”扬雄有云：“说事者莫辨乎《书》，说理者莫辨乎《春秋》。
”然则意复深奥，训诰成义，微显阐幽，婉而成章，虽殊途异辙，亦各有美焉。
谅以师范亿载，规模万古，为述者之冠冕，实后来之龟镜。
既而马迁《史记》，班固《汉书》，继圣而作，抑其次也。
故世之学者，皆先曰《五经》，次云《三史》，经史之目，于此分焉。
尝试言之曰：经犹日也，史犹星也。
夫杲日流景，则列星寝耀；桑榆既夕，而辰象粲然。
故《史》、《汉》之文，尚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世也，则其言浅俗，涉乎委巷，垂翅不举，懘龠无闻。
逮于战国已降，去圣弥远，然后能露其锋颖，倜党不羁。
故知人才有殊，相去若是，校其优劣，讵可同年？自汉已降，几将千载，作者相继，非复一家，求其善者，盖亦几矣。
夫班、马执简，既《五经》之罪人；而《晋》、《宋》杀青，又《三史》之不若。
譬夫王霸有别，粹驳相悬，才难不其甚乎！
然则人之著述，虽同自一手，共间则有善恶不均，精粗非类。
若《史记》之《苏》、《张》、《蔡泽》等传，是其美者。
至于《三》、《五本纪》，《日者》，《太仓公》、《龟策传》，固无所取焉。
又《汉书》之帝纪，《陈》、《项》诸篇，是其最也。
至于《三》、《五本纪》，《日者》、《太仓公》、《龟策传》，固无所取焉。
又《汉书》之帝纪，《陈》、《项》诸篇，是其最也。
至于《淮南王》、《司马相如》、《东方朔传》，又安足道哉！岂绘事以丹素成妍，帝京以山水为助。
故言媸者其史亦拙，事美者其书亦工。
必时乏异闻，世无奇事，英雄不作，贤俊不生，区区碌碌，抑惟恒理，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，申其微婉之才，盖亦难矣。
故扬子有云：“虞、夏之书，浑浑尔；商书，灏灏尔；周书，噩噩尔；下周者，其书憔悴乎？”观丘明之记事也，当桓、文作霸，晋、楚更盟，则能饰彼词句，成其文雅。
及王室大坏，事益纵横，则《春秋》美辞，几乎翳矣。
观子长之叙事也，洎周以往，言所不该，其文阔略，无复体统。
洎秦、汉已下，条贯有伦，则焕炳可观，有足称者。
至若荀悦《汉纪》，其才尽于十帝；陈寿《魏书》，其美穷于三祖。
触类而长，他皆若斯。
夫识宝者稀，知音盖寡。
近有裴子野《宋略》、王劭

夫人之生也，有贤不肖焉。
若乃其恶可以诫世，其善可以示后，而死之日，名无得而闻焉，是谁之过欤？盖史官之责也。
观夫文籍肇创，史有《尚书》，知远疏通，网罗历代。
至如有虞进贤，时崇元凯；夏氏中微，国传寒浞；殷之亡也，是生飞廉、恶来；周之兴也，实有散宜、闳夭。
若斯人者，或为恶纵暴，其罪滔天；或累仁积德，其名盖世。
虽时淳俗质，言约义简，此而不载，阙孰甚焉。
洎夫子修《春秋》，记二百年行事，《三传》并作，史道勃兴。
若秦之由余、百里奚，越之范蠡、大夫种，鲁之曹沫、公仪休，齐之宁戚、田穰苴，斯并命代大才，挺身杰出。
或陈力就列，功冠一时；或杀身成仁，声闻四海。
苟师其德业，可以治国字人；慕其风范，可以激贪励俗。
此而不书，无乃太简。
又子长著《史记》也，驰鹜穷古今，上下数千载。
至如皋陶、伊尹、傅说，仲山甫之流，并列经诰，名存子史，功烈尤显，事迹居多。
盍各采而编之，以为列传之始，而断以夷、齐居首，何龌龊之甚乎？既而孟坚勒成《汉书》，牢笼一代，至于人伦大事，亦云备矣。
其间若薄昭、杨仆、颜驷、史岑之徒，其事所以见遗者，盖略小而存大耳。
夫虽逐麋之犬，不复顾兔，而鸡肋是弃，能无惜乎？
当三国异朝，两晋殊宅，若元则、仲景，时才重于许、洛；何桢、许询，文雅高于扬、豫。
而陈寿《国志》、王隐《晋史》，广列诸传，而遗此不编。
此亦网漏吞舟，过为迂阔者。
观东汉一代，贤明妇人，如秦嘉妻徐氏，动合礼仪，言成规矩，毁形不嫁，哀恸伤生，此则才德兼美者也。
董祀妻蔡氏，载诞胡子，受辱虏廷，文词有余，节概不足，此则言行相乖者也。
至蔚宗《后汉》，传标《列女》，徐淑不齿，而蔡琰见书。
欲使彤管所载，将安准的？
裴几原删略《宋史》，时称简要。
至如张祎阴受君命，戕贼零陵，乃守道不移，饮鸩而绝。
虽古之锄麑义烈，何以加诸？鲍照文宗学府，驰名海内，方于汉代褒、朔之流。
事皆阙如，何以申其褒奖？
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，其书名竹帛者，盖唯记善而已。
故太史公有云：“自获麟以来，四百余年，明主贤君、忠臣死义之士，废而不载，余甚惧焉。
”
即其义也。
至如四凶列于《尚书》三叛见于《春秋》，西汉之纪江充、石显，东京之载梁冀、董卓，此皆干纪乱常，存灭兴亡所系。
既有关时政，故不可阙书。
但近史所刊，有异于是。
至如不才之子，群小之徒，或阴情丑行，或素餐尸禄，其恶不足以曝扬，其罪不足以惩戒，莫不搜其鄙事，聚而为录，不其秽乎？
抑又闻之，十室之邑

夫史才之难，其难甚矣。
《晋令》云：“国史之任，委之著作，每著作郎初至，必撰名臣传一人。
”斯盖察其所由，苟非其才，则不可叨居史任。
历观古之作者，若蔡邕、刘峻、徐陵、刘炫之徒，各自谓长于著书，达于史体，然观侏儒一节，而他事可知。
案伯喈于朔方上书，谓宜广班氏《天文志》。
夫《天文》之于《汉史》，实附赘之尤甚者也。
必欲申以掎摭，但当锄而去之，安可仍其过失，而益其芜累？亦奚异观河倾之患，而不遏以隄防，方欲疏而导之，用速怀襄之害。
述史如此，将非练达者欤？孝标持论谈理，诚为绝伦。
而《自叙》一篇，过为烦碎；《山栖》一志，直是文章。
谅难以偶迹迁、固，比肩陈、范者也。
孝穆在齐，有志梁史，及还江左，书竟不成。
嗟乎！以徐公文体，而施诸史传，亦犹灞上儿戏，异乎真将军，幸而量力不为，可谓自卜者审矣。
光伯以洪儒硕学，而迍邅不遇。
观其锐情自叙，欲以垂示将来，而言皆浅俗，理无要害。
岂所谓“诵《诗》三百，虽多亦奚以为”者乎！
昔尼父有言：“文胜质则史。
”盖史者当时之文也，然朴散淳销，时移世异，文之与史，较然异辙。
故以张衡之文，而不闲于史；以陈寿之史，而不习于文。
其有赋述《两都》，诗裁《八咏》，而能编次汉册，勒成宋典。
若斯人者，其流几何？
是以略观近代，有齿迹文章，而兼修史传。
其为式也，罗含、谢客宛为歌颂之文，萧绎、江淹直成铭赞之序，温子升尤工复语，卢思道雅好丽词，江总猖獗以沉迷，庾信轻薄而流宕。
此其大较也。
然向之数子所撰者，盖不过偏记、杂说、小卷、短书而已，犹且乖滥踳驳，一至于斯。
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，弥纶一代，使其始末圆备，表里无咎，盖亦难矣。
但自世重文藻，词宗丽淫，于是沮诵失路，灵均当轴。
每西省虚职，东观儜才，凡所拜授，必推文士。
遂使握管怀铅，多无铨综之识；连章累牍，罕逢微婉之言。
而举俗共以为能，当时莫之敢侮。
假令其间有术同彪、峤，才若班、荀，怀独见之明，负不刊之业，而皆取窘于流俗，见嗤于朋党。
遂乃哺糟歠醨，俯同妄作，披褐怀王，无由自陈。
此管仲所谓“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，害霸之道”者也。
昔傅玄有云：“观孟坚《汉书》，实命代奇作。
及与陈宗、尹敏、杜抚、马严撰中兴纪传，其文曾不足观。
岂拘于时乎？不然，何不类之甚者也。
是后刘珍、朱穆、卢植、杨彪之徒，又继而成之。
岂亦各拘于时，而不得自尽乎？何其益陋也？”嗟乎！拘时之患，其来尚矣。
斯则自古所叹，岂独当今者哉！

昔荀悦有云：“立典有五志焉：一曰达道义，二曰彰法式，三曰通古今，四曰著功勋，五曰表贤能。
”干宝之释五志也：“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，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，忠臣、烈士、孝子、贞妇之节则书之，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，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。
”于是采二家之所议，征五志之所取，盖记言之所网罗，书事之所总括，粗得于兹矣。
然必谓故无遗恨，犹恐未尽者乎？今更广以三科，用增前目：一曰叙沿革，二曰明罪恶，三曰旌怪异。
何者？礼仪用舍，节文升降则书之；君臣邪僻，国家丧乱则书之；幽明感应，祸福萌兆则书之。
于是以此三科，参诸五志，则史氏所载，庶几无阙。
求诸笔削，何莫由斯？
但自古作者，鲜能无病。
苟书而不法，则何以示后？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，“论大道则先黄、老而后《六经》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。
此其所蔽也。
”又傅玄之贬班固也，“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，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，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。
此其所失也。
”寻班、马二史，咸擅一家，而各自弹射，递相疮痏。
夫虽自卜者审，而自见为难，可谓笑他人之未工，忘已事之已拙。
上智犹其若此，而况庸庸者哉！苟目前哲之指踪，校后来之所失，若王沈、孙盛之伍，伯起、德棻之流，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，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，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。
此其大较也。
必伸以纠摘，穷其负累，虽擢发而数，庸可尽邪！子曰：“于予何诛？”于此数家见之矣。
抑又闻之，怪力乱神，宣尼不语；而事鬼求福，墨生所信。
故圣人于其间，若存若亡而已。
若吞燕卵而商生，启龙漦而周灭，厉坏门以祸晋，鬼谋社而亡曹，江使返璧于秦皇，圯桥授书于汉相，此则事关军国，理涉兴亡，有而书之，以彰灵验，可也。
而王隐、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，乃专访州闾细事，委巷琐言，聚而编之，目为《鬼神》传录，其事非要，其言不经。
异乎《三史》之所书，《五经》之所载也。
范晔博采众书，裁成汉典，观其所取，颇有奇工。
至于《方术》篇及诸蛮夷传，乃录王乔、左慈、廪君、盘瓠，言唯迂诞，事多诡越。
可谓美玉之瑕，白圭之玷。
惜哉！无是可也。
又自魏、晋已降，著述多门，《语林》、《笑林》、《世说》、《俗说》，皆喜载调谑小辩，嗤鄙异闻，虽为有识所讥，颇为无知所说。
而斯风一扇，国史多同。
至如王思狂躁，起驱蝇而践笔，毕卓沈湎，左持螯而右杯，刘邕榜吏以膳痂，龄石戏舅而伤赘，其事芜秽，其辞猥杂。
而历代正史，持为雅言。
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，闻之者为之抚掌，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