始余丙申岁举进士，过扶风，求舍于馆人，既入，不可居而出，次于逆旅。
其后六年，为府从事。
至数日，谒客于馆，视客之所居，与其凡所资用，如官府，如庙观，如数世富人之宅，四方之至者，如归其家，皆乐而忘去。
将去，既驾，虽马亦顾其皂而嘶。
余召馆吏而问焉。
吏曰：“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。
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，既至逾月而兴功，五十有五日而成。
用夫三万六千，木以根计，竹以竿计，瓦甓、坯、钉各以枚计，秸以石计者，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二十有八。
而民未始有知者。
”余闻而心善之。
其明年，县令胡允文具石请书其事。
余以为有足书者，乃书曰：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，安则乐，乐则喜从事，使人而皆喜从事，则天下何足治欤。
后之君子，常有所不屑，使之居其所不屑，则躁，否则惰。
躁则妄，惰则废，既妄且废，则天下之所以不治者，常出于此，而不足怪。
今夫宋公计其所历而累其勤，使无龃龉于世，则今且何为矣，而犹为此官哉。
然而未尝有不屑之心。
其治扶风也，视其者而安植之，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，非特传舍而已，事复有小于传舍者，公未尝不尽心也。
尝食刍豢者难于食菜，尝衣锦者难于衣布，尝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，此天下之通患也。
《诗》曰：“岂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
”所贵乎岂弟者，岂非以其不择居而安，安而乐，乐而喜从事欤？夫修传舍，诚无足书者，以传舍之修，而见公之不择居而安，安而乐，乐而喜从事者，则是真足书也。